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



编者按:旅美大陆诗人贝岭是在美国创办的文学人文刊物《倾向》的创办人,也是海外流亡的中国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亦对中国六○年代以来的地下文学有深入研究。 
当人们审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有一个部分是必须面对的,这一文学历史中充满了苦难、不屈不挠及其传奇,这是我这一代人的文学,我称之为——中国的地下文学。它的历史以及其中出现的许多诗人和作家,构成了另一个文学传统,而这一传统由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国大陆恐怖的政治环境下许多作家的逃亡,由此产生了另一重要的文学形态,即,在中国之外的流亡作家以及流亡的文学,已更多地为世界所知。所以,我可以这样地宣称,中国的地下文学,它的作家、它幸存下来的作品,它充满苦难和被遮蔽的历史,将和官方出版物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御用文人所陈述的中国文学形成对比。已终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中一个伟大的存在。 

 地下文学的起源和产生背景 

 严格地讲,一九四九年后仍渐渐出现的中国地下文学主要地呈现为地下的诗歌,它包括了地下的诗歌刊物、地下的诗歌出版物及不断出现的地下诗人聚会及朗诵会,诗人,担当了地下文学历史中主要的角色和见证。 
 最近的证明就是被中国广西省的公安及地方政府强行禁止的一场筹备了近半年,全国各地逾二百位诗人及诗歌批评家应邀参加的「中国新世纪诗歌发展」研讨会,因为其中的逾百位诗人及参加者都曾创办过地下诗刊,在地下的诗刊上撰稿,出版过地下的诗集,这一被称为世纪末现代诗盛典的文学活动,以三位青年诗人魏满增、蒋楠、王长怀的短期被捕及政府的禁止而成为世纪末中国的又一次文学迫害事件。 
 地下文学最初的发端应该是在六○年代初,但几乎已难以找到可供考证的文学作品,只留下了当事人——那些青年诗人及作家对悲惨遭遇的回忆。从年龄上,现已流亡美国的贵州诗人黄翔是最早也是最年长的地下诗人,他留下了作品,其中一首诗中的两句构成了对那一个时代象征般的见证:「即使我祇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六○年代初,在北京的两个最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是以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为核心的「X社」(1962-1963年),以及另一个地下文学沙龙团体「太阳纵队」(1963-1966年),它的主要组织者为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左翼画家张仃之子)。但是,两个文学团体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此付出了悲惨的代价: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在北京◎女大学校园,郭世英被反绑着从三楼的窗口中「飞」了出来,肝脑涂地,当即死亡,时年二十六岁。张郎郎、周七月则以「里通外国」罪及「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坐了十年监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许多文学青年秘密地阅读流散到民间的禁书,特别是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和哲学、历史书籍,形成了地下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区,六○年代文革时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其中的诗人有邓恳、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他们相识于文革中成都的地下书市,他们的作品也流传于当时的四川地区。最著名的地下诗人是二十岁的北京中学毕业生郭路生(食指),他写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代表性诗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另一首诗〈相信未来〉曾在成千上万的前往边疆落户的「知识青年」们中传颂一时。而在上海,也有一些地下文学沙龙在活动,如现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陈建华博士,曾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写了大约三十四首象征主义风格的诗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作家高行健为了生存曾焚烧了他早期秘密写作留下的全部作品,甚至包括日记。政治恐怖对作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文革中的地下文学 

 七○年代初,地下写作及地下诗歌的兴起以北京、上海、成都等许多地方的地下文艺沙龙和传阅禁书作为它的精神温床,地下诗人依群(齐云)在一九七○年前后写下了以纪念法国巴黎公社起义一百周年为主题的数首政治抒情长诗。而集聚在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一批下乡知识青年中,三位青年诗人写下了各自重要的作品,根子(岳重)从一九七○到一九七三年写出了〈三月与末日〉、〈深渊上的桥〉、〈白洋淀〉等八首长诗,芒克(姜世伟)则写出了诗集《绿色中的绿》,代表作为组诗〈天空〉和〈十月的献诗〉、多多(栗世征)则写下了带有叛逆及强烈见证色彩的诗作,代表作为〈教诲——颓废的纪念〉和〈同居〉。同时,在北京的青年诗人方含(孙康)、江河(于友泽)、严力、林莽、北岛(赵振开)等许多人也开始了文学创作。 
 以石默、艾珊为笔名,北岛在文革后期写作的中篇小说《波动》,以类似电影中蒙太奇式的镜头切换,塑造了几位具有小资产情调强烈时代烙印的城市青年人,他们在如此压抑和暗淡的红色政治恐怖下仍旧闪现的情感光亮和对政治环境的独立思考成为小说的主题,我认为,《波动》是当时地下小说中最深刻也是最具存在主义色彩和异化情调的文学作品。另外,当时在地下流传的情色小说《曼娜回忆录》、《第二次握手》、金观涛和刘青峰的思想性书信,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 
 所有这些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在六○年代和七○年代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学生及下乡落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传阅传抄并广为流传,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呈现,它奠定了地下文学最初的传统,形成和发展出了一种和讴歌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党武装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格格不入的以叛逆和怀疑乃至色情的审美风格和文学表现形式,并为